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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抗战 |
[ 章伯家 2005年1月21日，阅读人数5233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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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抗战I
编者按：中国寻求外国军事援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那时，德国充当了中国主要军火供应商的角色。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德两国渐行渐远，苏联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支持者。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苏联从中国淡出，中国与美国结盟，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从此成为中美战时合作的主要内容。外国的军火供应和军事援助是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中国来说，寻求外国军事援助和战时对外军事合作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苦涩经历。我们将转载章百家先生撰写的文章，为您讲叙这段历史。
1937年夏季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指挥的中央军是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其中最精锐的“示范军”装备的是清一色的德式武器，中国主要的兵工企业依靠德国设备进行生产，甚至连中国的防御计划也是由德国军事顾问制订的。开战后的第一场重大战役八·一三淞沪抗战，有大约70名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以致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将这一仗直呼为“德国战争”。考虑到纳粹德国与日本的关系，这一幕似乎是奇特的；然而，这奇特的一幕自有其历史的缘由。
德国军火输华的源起
在中德关系的早期发展中，德国便是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船舶和军火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德国已成为向中国输出军火的头号国家。据台湾学者陈存恭统计，1911年至1913年三年合计，来自德国的军火已超过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60．8％。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输华军火急剧减少。战争后期中国对德宣战，两国间的军火贸易中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丧失了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但是，历史却为战败者提供了另一种机会。1920年代中期，中德关系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显露出诱人的前景。
在一些中国人眼中，德国是唯一一个可以在乎等基础上与之交往的先进工业国，中国不仅需要德国的投资，还需要德国在军队建设和工业管理方面的经验，战后德国被闲置的军工人才也可以到中国来一展身手。而在一些德国人眼中，中国恰好是重振德国经济所需要的一个可以进行互利贸易的伙伴，中国既可以为德国工业制成品提供市场，又能提供德国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
一时间，无论是中国北方的北洋政府，还是南方的革命政府，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军阀，都迫切地希望同德国开展经济军事合作。只是由于中国政局过于混乱，德国魏玛政府迟迟不知究竟把赌注押在哪一方才好。
虽然这一时期中德关系尚缺乏巩固的基础，德国的军备发展亦受《凡尔赛和约》约束，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两国间传统的军火贸易已迅速恢复起来。1924年至1928年五年合计，从德国输入的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41．87％，远远超过挪威、波兰、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德国再次占据了军火输华第一的位置。
蒋介石聘请德国顾问
1927年4月，蒋介石开始实行反苏反共政策，并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这为中德之间开展军事和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此之前一年，蒋介石就委托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物色适当人选，以便同苏联决裂后由德国人填补苏联军事顾问离去的空缺。蒋介石十分清楚，要在中国执政必须拥有一支效忠自己并具有战斗力的军队。蒋之所以青睐于德国人，直接原因是他认为德国军队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可作为改造中国军队的借鉴，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他对德国人的好感乃至崇拜。青年时代，蒋介石即主张中国向德国学习，他认为应把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指导原则。在掌权之后，他甚至提出一个口号：“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现实的需要加之由来已久的精神崇拜，使蒋介石坚定了联德决心。
1927年底，蒋介石在上海与朱家骅推荐的德军退役上校鲍尔(Max Bauer)会面。在为时一周的长谈中，鲍尔不仅详细介绍了德国最新军火工业发展的情况和德式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效用，还向蒋提出了一大堆建议，不仅涉及军队的复员与重组，还涉及大量的经济问题，蒋介石对鲍尔所展示的才干十分赏识，他决定聘请鲍尔为顾问，并要鲍尔返德为南京政府游说?
1928年，组织德国顾问团的计划付之实行。3月，南京政府一下派出两个代表团赴德访问。其中一个代表团由鲍尔陪同，在德国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并同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包括军火在内的价值100万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贸易合同，这是南京政府首次同德国订购军火。当年11月，经中德双方反复协商，一个德国顾问团终于组成并启程赴华，鲍尔成为国民政府聘请的第一任德国顾问团负责人。
不过，这个顾问团并没有得到德国政府和军方的承认和支持。按照《凡尔赛和约》有关规定，任何德国公民即使以私人身份充当别国军事顾问都是非法的，因此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异常小心谨慎。
鲍尔是个倒霉的总顾问，在任仅半年时间。在军事方面，他除提交了一些建议、初步组建起一支“教导队”外，主要任务是协助蒋介石打内战。鲍尔上任不久便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起草了一份《军队编遣方案》。这个方案拟将当时全国分属各派系军阀的二百六十余万人的军队缩编到80万人，统归南京中央政府指挥；结果，导致了蒋介石与华南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一场大战。鲍尔在前线染上天花，因医治无效于1929年5月病死上海。此后，由鲍尔的助手克里拜尔担任代理总顾问，完成了平定华南的战事。
1930年5月，蒋介石聘请佛采尔(C. Georg Wetzell)担任德国顾问团团长。佛采尔上任时，恰逢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之间的另一场战争“中原大战”爆发。在一场关键战役中，蒋介石的部队在佛采尔指挥下第一次实行大规模步炮空联合作战，德式武器和训练显示了威力。这场战争最终以蒋军大胜而结束。在随后的几年里，蒋介石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接连发动了对江西红军的“围剿”，但前四次均遭败绩，直至第五次才取得成功，迫使中共领导的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
在华德国顾问团与国民政府的抗日战备
与其前任不同，佛采尔在华四年，除协助蒋介石进行内战之外，也参与南京政府指挥的局部抗战并为加强中国国防能力做出了贡献。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此后，日本人又不断作出继续南侵的尝试。当时，蒋介石的基本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但在日军的逼迫下，中国军队不得不实行局部抵抗，国民政府也不得不加紧备战。
在这方面，佛采尔主要做了四项工作：第一，他先后参与了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初热河“长城抗战”的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第二，他将鲍尔创建的“教导队”逐步扩充为三个“示范师”，以陆军第八十八、八十七和三十六师充任，并组建了10个炮兵营，使蒋统帅的中央军有了一支德式训练和装备的精锐部队。第三，改进了中国军事教育体制，佛采尔亲自兼任中央军校总教官，帮助建立了各军兵种训练学校及培训班，提高了教学和训练水平。第四，佛采尔提出一整套改革中国军事体系的方案，提高了军事部门的效率，并促使国民政府组建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电信、炮兵航空观测机队等专业化部队。经过这几年的整训和改造，国民政府中央军开始由“内战型”向“国防型”转变。
在佛采尔任内，德国顾问团得到了德国官方的支持，并巩固了在国民政府中的特殊地位。由于佛采尔的努力，德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逐渐意识到在华顾问团是德国的一笔重要资源。驻华使馆对顾问团的活动转持积极态度，德国国防部也开始掌握起顾问团的人事及中德军品贸易大权。
不过，在处理同国民政府的关系时，佛采尔却遇到了一些麻烦。德国顾问来华工作均以私人身份受聘于蒋介石，这种特殊的地位使他们同中方有关部门之间难免发生矛盾。1932年至1934年期间，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一度试图改变这种聘任办法，降低聘任规格，由用人单位直接聘任，顾问也不局限于德国人。为顶住这场“改革”，佛采尔向蒋介石表示，德国顾问来华服务的基础是委员长的崇高威望，而中国的官员们经常对蒋的指示阳奉阴违，因此德国顾问只愿效忠于蒋个人。1934年5月，蒋介石下令，“各处德顾问以后改属本委员长直接管辖，而受总顾问之指挥”。尽管顾问团由于蒋的支持保持了特殊地位，但佛采尔终因在中国官场积怨太深而去职。
继佛采尔之后来华出任总顾问的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 1866-1936)将军。他是德国国防军元老，在德国享有“国防军之父”的美誉。他来华任职是蒋介石的殷切期望，也得到了德国国防部的大力支持。但塞克特任职时间很短，仅有10个月。
在出任总顾问之前，塞克特曾受蒋介石邀请，于1933年5、6月间到中国进行过一次考察。考察结束时，他呈交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作为“贡献中华民国与伟大领袖的友情礼物”，由此奠定了他与蒋合作的基础。塞克特建议的核心有三点内容：第一，他向蒋介石强调，中国整军的目的是建立一支“在您本人统帅下的经过正规训练的军队”，整个军事系统的大权，包括训练管理、发展、指挥调遣、人事任免等，均需集中于最高统帅的掌握之中，“今后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再允许地方或较高军事当局有任何独自为政之举”。第二，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军火工业，不断增加军火自给，否则“在未来抗日战争中防御和获胜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第三，为抵抗日本侵略，应以长江中下游作为战略设防重点，并建立战略交通系统。此外，他还提出了改进中国官员与德国顾问合作关系的一些办法。蒋介石对塞克特的建议十分赞赏，认为在中国“主持建军”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胜任的人”。
1934年5月塞克特来华任职时，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十分特殊的头衔——“委员长委托人、总顾问”，并委以极大的权力，甚至规定当他本人不在时，塞克特具有代表他发布命令的全权。不过，塞克特运用蒋赋予的权力十分谨慎。他吸取了前任的教训，尽量不介入涉及人事关系的敏感问题，而集中精力于本职工作，致力于加强中国的国防能力。在短暂的任期内，塞克特为中方制定了详细的后勤供应表和一个发展军火工业的计划，将中国国防现代化与德国在远东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德国顾问及德国企业的帮助下，此后一段时间，中国在太原、济南、昆明、重庆、南宁及广东等地建立了新的兵工厂，并对汉阳、巩县等旧兵工厂进行了改造。应蒋介石的要求，塞克特还设计了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这条被称为“中国的兴登堡防线”是中国抗日国防的一项重要工程。此时，由于顾问团的军事性质已无须掩饰，塞克特在顾问团内部按军事任务的需要重新做了分工，让所有文职人员退出。
1935年3月，塞克特因健康原因离华，他的助手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1878-1966)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成为最后一任驻华军事顾问团长。法肯豪森的背景有两点特殊之处：一是他曾于1912年出任德国驻日本武官，对日本的军队及军事战略作过深入研究；二是他在政治上具有反纳粹倾向。这个背景使他很容易得到中方的信任，事实上他也一直采取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态度。
上任不久，法肯豪森就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在这份建议中，他坦陈日本是对中国最严重、最直接的威胁，中国的应对方针及准备宜立足于日方军人得势。在分析了日军的进攻方向和战略部署之后，他指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列强没有联合或单独干涉的可能，中国必须倾全力自卫。他提出了两个具有远见的建议：一是当中国军事力量尚不足以进行现代化战争时，可考虑“用持久战抗敌”，二是应将四川作为抗日的“最后防地”。在整军备战方面，法肯豪森继续其前任确定的三项主要工作：训练一支精锐的机动部队、加强长江一线的布防和加快中国国防工业建设。
中德易货贸易和德国军火大规模输华
随着德国顾问在华工作的展开，南京国民政府从德国购买军火物资、引进军工设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个过程以1934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双方的交易基本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南京政府购买的军火以枪械等轻武器和弹药为主，多用于内战，只是为装备德式“示范军”订购了少量重型武器。由于中方外汇储备有限，军火贸易的规模受到相当限制。
1934年后，中德贸易方式出现了重要变化，双方改行易货贸易。这一年5月，塞克特来华出任总顾问，蒋介石秘密向德方表示，中国今后只购买德国军火，并委托塞克特会同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研究采购军火事宜。当年8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塞克特的好友、德国商人汉斯·克兰(Hans Klein)秘密签订了一份《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简称《中德易货合同》，根据该合同条款，中国可先行向德国订购军火军械及军工设备，然后再以中国的农矿产品偿还。由于有了这个合同，中方采购额迅速扩大。至1935年底，南京政府在德国订购的军火总价值已超过1亿马克。从订货的种类来看，防空炮、野战炮、坦克车等数量明显增加，这些武器显然为对日作战所需。同时，为启动塞克特提出的发展中国国防工业的计划和满足对德出口矿产品的需要，中国也增加了工业设备的进口。
1936年4月，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这个合同实际是将先前南京政府与克兰签订的合同升级为两国政府间的合同，同时由德国政府向中国南京政府提供一亿马克的货物信用借款。新的合同对加强中国的国防和战备无疑比前一个合同更为有利。但是，对德国来说，出售军火决不是为了援华抗日，这只是一笔生意而不牵涉政治立场。当时，纳粹德国正在加速重整军备，其陆军需要在中国检验其新式武器，国防经济部门需要获取并贮藏中国的战略矿产原料，工业巨头及军火商人需要向中国推销其产品并扩大销售，这几方面形成了推进对华贸易的坚定力量，并促使纳粹政府从后台走到前台。
中德易货贸易的互利性质十分明显，当中国需要借助德国加强国防的时候，德国也需要中国出产的各类战略原料，其中最重要、最有吸引力的是钨和锑，尤其是钨。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世界上钨产量80％集中在亚洲，而中国又是亚洲产钨大国。1932年至1938年7年间，中国钨产量占世界总产量之37．6％，德国每年需输人世界钨产量之半数，其中60—70％从中国进口。1935年更高达90％。因此，德国人愿意以军火同中国易钨砂来节省大笔的外汇。到1938年时，中国钨砂出口79％输往德国，军火进口的80％则来自德国。
1937年6月，国民政府派遣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海军部长陈绍宽赴德洽商军火货物交换及聘用德国军事技术人员等事项，德国政府再次肯定了易货贸易的原则，并表示愿调遣军事和技术人员来华服务。
1936年和1937年是中方购买德国军火的高潮。中国从德国订购的海陆空军装备及军火物资种类繁多，大到飞机、潜艇，小到手枪、子弹，几乎无所不包。要弄清这一时期中德军火交易的细目和确切数额十分困难。一方面，由于战争的需要，中方的订单不断变更，例如潜艇订货最后就全部取消；另一方面，由于后来两国关系的变化，德方也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不过，现存档案还是披露了一些基本情况。1938年8月，中德双方对负责两国易货贸易的“合步楼”公司(简称HAPBO)的帐目进行清理，有关报告说明：自1934年8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向德方订货(包括军火和军工设备)总值在4亿马克以上；截至1937年10月，由德国运抵中国的军火为5000万马克。在随后的11月，应中方紧急订货，德方又从其国防军装备中抽调了5300万马克军火启运来华；12月，德方又启运了两批包括十几架俯冲轰炸机共值4400万马克的军火来华。如此看来，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初阶段，至少有1．44亿马克(按当时汇率约合5816万美元)的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这些装备缩小了中国军队与当时号称世界一流的日本军队之间的差距，对加强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的作战能力起到不小的作用。
德国顾问在华使命的终结
1937年7月5日，即七·七事变发生前两天，法肯豪森似乎已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他以总顾问的名义向中方发出一份建议，要求立即将整训完毕的国防军开赴华北各国防战略要地，以备不时之需。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法肯豪森先是受蒋介石委派赴华北前线同中方指挥官会商抗日作战方案，随后又不顾德国政府禁令赶赴上海参与指挥围歼当地日本驻军的战役。
8月13日，国民政府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担任主攻任务的八十七、八十八师正是德国顾问一手调教的精锐部队。在法肯豪森看来，这是检验德国顾问整军成果的难得机会。八·一三淞沪抗战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经德式训练的中国军队在日军攻击下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但是，11月初，当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登陆之后，战局急转直下，上海防御战遭到惨败。在中国军队溃退的过程中，耗资一百余万元修建的“东方兴登堡防线”未发挥任何抵抗作用就被抛弃了。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据估计，从淞沪抗战至南京失守，30万中央军大约损失了10万至18万人。精锐的新编师蒙受的损失最大，失去了1万名低级军官，从此基本丧失了独立作战的能力。南京失守后，德国顾问团大多数成员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此后他们实际已没有多少工作可做。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德国在对华关系上面临着困难的抉择。德国与日本一样，奉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从1936年11月起，日本又成为德国反共产国际的盟友。德国势必支持日本的远东政策。可是，遭到日本侵略的中国，又和德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军事联系；中国作为战略原料的供应者和德国军火、工业品的巨大市场，是德国垄断资本家乃至德国统治集团难以立即放弃的。这样，德国要支持日本的远东政策又难免会损害自身利益。
虽然在战争初起时德国宣布中立，并向中方表示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同中日冲突没有任何关系，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德国的中立实际已难以维持，中德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例如，德国对中苏关系的改善深感不安，并公开向中国方表示不满；在中德贸易中，德方转而要求中方以外汇现款支付欠缺数额，甚至以停止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施压。只是由于中德双方有关人士的努力，两国关系才没有立即出现大的倒退，对华军火供应也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1937年10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德国政府试图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调停中日冲突，以解决其远东政策面临的矛盾。这次调停失败后，德国政府接连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关系急转直下。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将正式承认“满洲国”。3月，德国单方面决定中止已实施多年的中国军事学员赴德训练的合作项目。4月，戈林下令禁止对华输出军火，德国外交部向中方交涉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6月下旬，为迫使顾问们尽快离华，德方发出极其严厉的训令：凡不遵从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销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随后，德方以中国未能如期允准全体德国顾问离华先行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此后再未派出驻华大使。7月5日，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离华返德。
自1938年起，国民政府为挽回中德关系所作的外交努力几乎无一奏效，唯一的例外是德方又放行了一批军火。当年7月，经过中方有关人员和德国厂商的多次游说，德国政府最后默许将禁运前中方订购而应于7月交货的军火转交芬兰公司启运。这是运往中国的最后一批德国军火。在维持了几年冷淡的关系之后，1941年7月1日，德国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重庆国民政府终于宣布与之断交。
历史上被遗忘的一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德合作可以说是在比较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的。双方合作的形式十分简单，蒋介石以私人名义雇用德国人，德国顾问只对蒋个人负责。这种方式绕开了国家间的合作可能遇到的种种难题。尽管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但合作者近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却基本填补’了这个差异。
蒋介石对德国顾问是高度信任的，德国顾问团在中国的工作也推动了中德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军事是双方合作的主要领域。德国军事顾问的作用在于向国民政府的军队初步灌输了现代军事观念，帮助建立了一支比较现代化的陆军示范部队，改进了中国的兵工后勤系统，大批德制武器和军工设备的输入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也为德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一个有趣而奇特的现象是合作双方并没有共同的战略目标，两国的合作并不针对特定的第三国，合作只是为了各取所需。然而，正是这一点最终使得双方的合作难以为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德日之间日趋紧密的战略关系，注定中德两国要分道扬镳。
中德之间的军事合作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迹，这不仅是由于德国顾问历经十年训练的中国精锐部队在抗战的头半年里就消耗殆尽，更重要的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所具有的反法西斯性质使这段历史不愿被人提起。
（文/章伯家，摘自《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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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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