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失势

1945年的海因里希.希姆莱

海因里希.希姆莱，希特勒口中的“der treue Heinrich”（忠实的海因里希），从纳粹党成立之初就一直是希特勒的左膀右臂。在1929年，29岁的他即已被希特勒任命为为党卫军的头子-党卫队全国领袖（Reichsführer-SS ），7年后又升为德国警察总警监（Chef der Deutschen Polizei ）。

海因里希的权威在1943年达到了顶峰，那一年的8月24日，他出任德国内政部长（Reichsminister des Innern），由此这个昔日的养鸡场主掌握了德国国内完整的执法系统，即秩序警察（Ordnungspolizei）、治安警察（Sicherheitspolizei ）和国家宪兵（Gendarmerie）三大力量。

而早在1939年，他还牵头组织了日后世让人谈虎色变的党卫队帝国安全总局（SS-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统管包括党的情报机构：党卫队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 der SS），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Gestapo），刑事警察（Kirminalpolizei）和保安警察(Sipo)以及平级的秩序警察中央总局（Hauptamt OrpO）在内，德国境内的一切安全机关。

他还把控着纳粹集中营的守卫单位-骷髅部队（SS-Totenkopfverbände）和党卫队经济管理总局（SS-Wirtschafts-und Verwaltungshauptamt），不仅经营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机构，还通过剥削劳动和没收资金、财产和资产，甚至销售被害者的身体遗骸（金牙、骨粉、头发、脂肪等等）来获得高额的商业利润。他也负责组织、管理和运作了俄罗斯及波兰境内的进行大屠杀的别动队(Einsatzgruppen,)和反游击队行动。

希姆莱在任党卫队全国领袖期间，同时也扩大了党卫队的武装分支组织-最初称为党卫队特别机动队（SS-Verfügungstruppe），在1940年改名为武装党卫队（Waffen SS）,成为海陆军三军之外的第四武装力量，到1945年，武装党卫队规模已经膨胀到了90万人，这其中一半是德国人，剩下的是来自欧洲各地的德意志族人（Volksdeutsch）和当地人。

自1944年7月的刺杀希特勒的炸弹事件失败后，海因里希.希姆莱又成为了名义上的预备军总司令（Befehlshaber des Ersatzheeres），除了这些职务之外，他还在战争的最后时刻圆了自己的统帅梦：先后出任莱茵集团军群(Heeresgruppe Oberrhein，1944年12月10日起)和维斯瓦集团军群(Heeresgruppe Weichsel，1945年1月23日至3月20日止)总司令。

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人生的最后一个生日，希姆莱出现在柏林，向元首贺寿。从元首暗堡回来后，希姆莱就一直待在柏林以北100公里的霍亨吕兴（Hohenlychen），他的医疗顾问格布哈特教授的私人疗养院里。在帝国安全总局海外谍报局局长（Ausland-SD）瓦尔特·舒伦堡党卫队少将（Walter Schellenberg）和他的按摩师菲利克斯·克尔斯滕（Felix Kersten）二人的鼓动下下，待在疗养院中里的希姆莱，开始了与瑞典红十字会副会长福克·伯纳多特伯爵（Folke Bernadotte）的秘密“和平”谈判。

从元首暗堡回来后，希姆莱就一直待在柏林以北100公里的霍亨吕兴（Hohenlychen），他的医疗顾问格布哈特教授的私人疗养院里。

今日的霍亨吕兴疗养院遗址，德国人在1945年4月29日撤离了这里，战后苏军将这里当成了兵营和军医院，直到1993年8月将其遗弃

在疗养院里，在帝国安全总局海外谍报局局长（Ausland-SD）瓦尔特·舒伦堡党卫队少将（Walter Schellenberg）和他的按摩师菲利克斯·克尔斯滕（Felix Kersten）二人的鼓动下下，希姆莱开始了与瑞典红十字会副会长福克·伯纳多特伯爵（Folke Bernadotte）的秘密“和平”谈判。

瓦尔特·舒伦堡，1910年出生在德国萨尔布吕肯的一个钢琴制作师之家，8岁那年全家搬到了卢森堡。自1925年开始他分别在马尔堡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药学和法学。

1933年春，舒伦堡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队。海因里希·希姆莱对舒伦堡印象深刻，并让后者后来成为了党卫队最年轻的将军。

在柏林，舒伦堡直接与帝国安全总局局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共事，两人曾致力打击纳粹内部的抵抗组织--红色交响乐（Die Rote Kapelle）。

1939年11月9日，舒伦堡组织了“文洛事件”（Venlo-Zwischenfall ）：在荷兰靠近德国的边境城市文洛市绑架了英国军情六处的两名特工。文洛事件使得英国在西欧和中欧的间谍网络几乎全部瘫痪，并导致荷兰情报局局长被解职，希特勒也以“由于荷兰与英国情报部门相勾结，其保持中立的立场受到质疑”，作为1940年5月入侵荷兰的借口之一

1940年6月，他奉命负责编写《大不列颠情报手册》（Informationsheft Grossbritannien），作为纳粹入侵英国的指南手册。其内容基于对两名文洛事件中被捕英国特工的审讯，以及他自己的判断。该手册的附录里有一份“大不列颠特别通缉名单”(Sonderfahndungsliste G.B.)，里面是2300名英国名流的名字，他们在德国成功入侵英国后将被立即逮捕。同年7月，他得到海德里希的亲自指派，前往葡萄牙，企图截获温莎公爵（即退位的前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当时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弟弟，当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亲叔叔）和公爵夫人，说服他们为德国工作(即“威利行动”)。按照计划，舒伦堡本应向公爵夫妇提供5000万瑞士法郎，让他们前往中立国瑞士。然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派了一名律师，公爵的一位老朋友，去说服他们离开葡萄牙，德国人的行动最终失败。自1942年3月开始，他被海德里希任命为帝国安全总局第6局--海外谍报局局长，在1944年720政变之后，原国防军谍报局（Abwehr）局长卡纳里斯被捕，谍报局最解散，安全总局终于独掌第三帝国的情报体系

他于1945年6月被捕入狱，但由于在纽伦堡审判中出庭作证，得以避免了漫长的刑期。据称，舒伦堡将大量战事收集的苏联方面情报交给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1949年4月他被判处6年徒刑，刑期从45年6月17日起。在写了两年的回忆录之后，1950年12月，他因肝病被提前兰茨贝格战犯监狱释放。出狱后他搬到意大利生活， 之后他就靠着自传的版税过活，同时还偶尔为英国情报部门提供咨询。1952年3月31日因癌症死于都灵，享年42岁

克尔斯滕1898年出生在一个旧俄罗斯帝国塔尔图（Tartu，今爱沙尼亚境内）波罗的海德裔家庭。

学生时代的他主修农业。1919年，他加入了一支名为(Pohjan pojad)的芬兰-爱沙尼亚志愿军，为爱沙尼亚的独立而战。1920年他获得了芬兰国籍，次年年9月成为芬兰军少尉。离开军队时他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赫尔辛基康复后接受了按摩治疗师的培训。

1923年他离开芬兰，去了柏林，在一次晚宴上结识了一位姓高的著名中国按摩师，随后拜高医生为师。1925年，高医生对克尔斯滕说:“我能教你的你都学到了。”然后，他把诊所交给了克尔斯滕，退休去了西藏。

克尔斯滕接诊的第一批贵族病人里有前梅克伦堡公爵阿道夫·弗里德里希（Adolf Friedrich, Herzog zu Mecklenburg），他把克尔斯滕推荐给自己的哥哥，荷兰女王的丈夫亨德里克亲王(Hendrik Vladimir Albrecht Ernst)，最后成为后者的皇室健康顾问。1928年克尔斯滕移居荷兰，直到1934年才搬回德国，住在柏林以北80公里处的哈茨瓦尔德（Hartzwalde）。

1939年他被介绍给了希姆莱，成为党卫队头子的私人理疗师。因为克里斯滕高超的技艺有效缓解希姆莱严重的胃痛，于是赢得了后者的信任。1942年10月，克尔斯滕陪同希姆莱一起去了罗马，意大利独裁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Gian Galeazzo Ciano）和其他法西斯高官治疗。

1943年，克尔斯滕定居到了斯德哥尔摩，在当地继续行医，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在希姆莱与瑞典政府的接触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解作用。此时世界犹太人大会瑞典委员会获悉，克尔斯滕曾代表瑞典外交部，从纳粹德国监狱和集中营营救了几名囚犯。于是一名信仰犹太教的拉脱维亚商人吉尔·斯托奇联系了克尔斯滕，克尔斯滕同意劝说希姆莱，以改善犹太人在集中营的处境。1945年3月初，克尔斯滕安排希姆莱和世界犹太人大会瑞典委员会的成员诺伯特·马苏尔(Norbert Masur)在哈茨瓦尔德会面，这里距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KZ Ravensbrück）只有几公里。在会谈后，希姆莱同意释放集中营里剩余的6万犹太人。后来在同年12月，世界犹太人大会向克尔斯滕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帮助拯救犹太人集中营的受害者。

当时世人都知道克尔斯滕斯经常去德国，并把他当成纳粹分子。1945年6月13日或14日，克尔斯滕接到了福克·伯纳多特伯爵的电话，伯爵告诉他，由于其与希姆莱在战争时的亲密关系，要把他作为芬兰公民驱逐到芬兰，在那里将等待苏联人的囚禁。忧心忡忡的克尔斯滕求助于前荷兰驻瑞典大使范.纳格尔男爵(van Nagell)，后者介绍他去找了瑞典外长克里斯蒂安·云特（ Christian Günther），希望申请瑞典国籍。但瑞典新政府最终拒绝了他的瑞典国籍申请。于是克尔斯滕只好去了荷兰。一直到1953年他才获得了瑞典国籍，继续回到斯德哥尔摩开他的国际诊所。1960年4月16日，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按摩师访问德国期间，在北威斯特法伦的哈姆（Hamm）去世

福克·伯纳多特1895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父亲是奥斯卡·伯纳多特伯爵(原瑞典奥斯卡王子，戈特兰公爵)，祖父是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1915年加入瑞典陆军，1943年任命为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在1943年和1944年的秋天，他组织了囚犯交换，通过瑞典从德国带回了11000名囚犯。

1945年4月，海因里希·希姆莱要求伯纳多特瞒着希特勒，向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传达媾和提议，其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只会向西方盟国(英国和美国)投降，但可以继续抵抗苏联。据伯纳多特说，他告诉希姆莱，这个建议没有机会被接受，但他还是把它传递给了瑞典政府和西方盟国，最后结果也正如他所说。战争结束后，他于1948年出任联合国巴勒斯坦调停官，负责调停第一次以阿战争，主张耶路撒冷不属于以色列，并要求联合国监管以色列的机场及港口。引起以色列拒绝。同年9月17日，伯纳多特在耶路撒冷街头被犹太复国主义武装组织“莱希”(Lehi)的成员暗杀。遗体运回瑞典后举行国葬。伯纳多特的美国副手拉尔夫·邦奇（Ralph Bunche）接替他担任联合国调解员，成功地促成了1949年停战协定的签署，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可是后者主要关心的只是为了确保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安全，最后他也取得了成功，而前者却天真地认为，自己将被西方国家承认为纳粹德国的国家元首，可以通过谈判实现独立的和平。

希特勒在4月22日决定留在柏林，第二天，希姆莱还在吕贝克与伯纳多特会面，他提出了更多的条件。4月26日，在附近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希姆莱和他的亲信，以及贴身护卫营的一些成员，转移到汉堡以东100公里的施韦林（Schwerin），这里离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的司令部不远，后者不仅是德国海军总司令，也是当时德国西北地区最有权势的人物。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希姆莱和伯纳多特在希特勒背后进行的和谈被捅了出来：英国广播公司在4月28日有意播出了这则消息，伯纳多特、邓尼茨和希特勒三人直接或间接地听到了这则新闻。

希姆莱顷刻间名誉扫地，希特勒暴怒之下，剥夺了他的一切职务，并下令立即逮捕——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不久前也遭到了同样的待遇。

4月29日，新任德国空军总司令罗伯特.冯.格莱姆元帅从战火纷飞的柏林飞到雷希林，然后转移到普伦，那时邓尼茨已经在那里设立了新的司令部，格莱姆向邓尼茨转达了希特勒要求逮捕希姆莱的命令。但是谨慎的后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完全无法用武力来对付希姆莱。邓尼茨也不愿意采用暴力，于是他决定第二天一早去希姆莱设在吕贝克的大本营，当面问个清楚，但是希姆莱对邓尼茨撒了谎，他说“自己准备通过伯纳多特伯爵与盟国建立联系”这个说法纯属捏造。

在结束了这次含糊的交谈之后，赶回普伦的邓尼茨从电报中得知，他自己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希特勒的继承人，成为国家元首。邓尼茨立即召见希姆莱，并在当晚的私人谈话中告诉他，他不能加入新政府。

然而，希姆莱仍然在邓尼茨位于普伦的司令部附近逗留，接着又随其迁到了佛伦斯堡。

他甚至给海军元帅派来了一位不受人欢迎的党卫队联络官-汉斯·普吕茨曼党卫队上将（Hans-Prützmann），普吕茨曼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密探们不久就发现了邓尼茨已经从柏林收到了希姆莱被革职的命令。

急于拜托与纳粹干系的邓尼茨也无意与希姆莱有任何关系，他在与希姆莱最后的一次见面时把话挑明了:“任何背叛过一次的人，都准备第二次背叛。”

5月6日，邓尼茨亲自向希姆莱签发了一份书面辞呈，解除了他内政部长、预备军总司令和警察总长的职务。辞呈包括这样一句话:“现在我认为您所有的职位都被废除了。”因此理论上，希姆莱也不再是党卫队全国领袖了，但是他仍然因为大屠杀和在他任职期间所命令和鼓动下犯下的战争罪而被通缉。